乔纳森·科利亚诺(Jonathan F. Cogliano)分析了马克思“剥削率平均化”(equalised rate of exploitation)的理论基础及其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要意义。[2]科利亚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定存在平均剥削率，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这种相同或一般的剥削率是劳动力流动和工人之间竞争的结果，即工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造成剥削率的平均化。在马克思看来，剥削率平均化是一种趋势，应当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趋势。科利亚诺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得出剥削率平均化的结论并将其上升到经济规律的层面，是因为马克思采用了长期趋势研究方法，并且吸收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相关观点。科利亚诺考察了马克思和斯密的劳动力流动概念之间的联系，集中于劳动力流动和平均剥削率的形成过程。科利亚诺认为，将劳动力的流动和剥削率平均化视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组成部分，有助于进一步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发展为描述性而非预测性理论，也有助于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定位为一种关于社会劳动分配的理论。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分析现代社会加速的经济动力时，认为加速和时间体制的支配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作为马克思理论核心范畴的“阶级统治”并未与资本主义的时间结构建立联系。佐勒·纳加非(Zohre Najafi)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主体和生产者的时间统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对阶级剥削和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时间统治的批判。[3]纳加非认为，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到金融资本主义之后，时间体制根据新的积累模式的需要发生了改变，线性、有组织的工作时间被转变为灵活且看似可控的工作时间。社会加速理论关注的正是这一点，但其并未揭示这种新的时间体制与阶级结构强化之间的联系。纳加非指出，资本放弃了大规模工厂、线性生产和僵化的工作日，利用开放网络和弹性时间将剩余价值的榨取内部化。因此，阶级主体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更灵活的劳动力。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和扩大剩余价值的榨取范围，时间统治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样，进一步强化了阶级统治。

拉祖·达斯(Raju J. Das)分析了学术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本质。[4]达斯认为，阶级斗争有物质和意识形态两种形式。阶级斗争的物质形式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发生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当阶级斗争发生在思想领域时，它就会采取意识形态的形式。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既可以由上层的剥削阶级发起，也可以由下层的被剥削阶级发起。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是通过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起的。达斯认为，在学术界，统治阶级使用了三种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策略：第一种策略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大学的物质基础(即大学的经费)。第二种策略是将被统治阶级中最聪明的那些人吸收进统治阶级，比如为有才华的贫困学生提供资助。第三种策略是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从学术界清除出去。达斯指出，学术界也可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采取的策略包括向学生揭露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向人们说明主流理论为何倾向于隐瞒现实，从而使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去合法化”,以及在学术研究场所开展斗争，等等。

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Fred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资本主义一直以掠夺土地、资源和人的生命为基础，其为剥削劳动创造了条件，虽然掠夺或抢劫构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外部基础，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动力来自对劳动力的剥削，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抢劫形式。[5]马格多夫和福斯特认为，在低薪工作中，“标准的”剥削和实际上的掠夺或盗窃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模糊。在这些工作中，工人得到的报酬很低，无法满足生活需要，以至于他们经常有获得政府食物、租金或医疗保健援助的资格。因此，低薪工人也是富有的企业主的“慈善家”,支付给工人低于生存工资的工资使这些企业主能够积累更多的资本，从而直接增加了资本家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的权力和财富。除极低的工资之外，穷人和其他低收入工人还受到多种形式的掠夺：他们的房租相对于住房的价值而言很高，而且房租在过去10年中快速上涨；由于储蓄不够或没有储蓄，他们承担了银行透支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支付了16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用和80亿美元的发薪日贷款费用。其结果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人类—动物主义者(human-animalist)指责马克思接受了笛卡尔式人与动物的二元论，认为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类所特有的，动物则是劳动的对象。迈克尔·索莫尔和克里斯蒂安·斯塔切(Michael Sommer & Christian Stache)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实际上是非物种主义的，马克思承认存在无酬劳动和人类劳动以外的劳动形式，但也强调其与人类劳动存在本质区别。[6]对马克思来说，有用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都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反而被局限于人类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将许多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排除在外。索莫尔和斯塔切分别从进化论和社会理论两个视角进行了说明：从进化论的视角看，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是历经无数世纪演变的产物，而且劳动并非人类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人类和非人类形式的有用劳动同时并存；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被视为是生产性的，动物劳动并不是有酬劳动。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概念并未将动物贬低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反，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产生了国际剥削。马特奥·卡罗莎(Mateo Crossa)用马克思主义不平等交换理论分析了作为美国制造业供应商的墨西哥所流失的巨额财富。[7]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了经济重组，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美国制造业商品的主要供应国。卡罗莎研究发现，2008～2022年，墨西哥出口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下降了25%。这与阿明的观点相符，即不平等交换主要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全球南方和北方巨大的工资差异造成的。2008年墨西哥工人应该得到的工资(按美国的平均工资计算)与实际得到的工资的差额为440亿美元，这个差额在2020年扩大到128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GDP的11%。2022年，美国通过全球套利从墨西哥转移走的价值相当于墨西哥制造业出口商品货币价值的3倍。如果将其他出口部门包括在内，美国从墨西哥转移走的财富将更为惊人。

二、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原始积累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沃纳·博内费尔德(Werner Bonefeld)批评了将原始积累视为资本主义过渡期的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持续性和基础性。[8]博内费尔德认为，原始积累构成了价值、商品、货币、积累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经济范畴的基础。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资本概念本身意味着活劳动与劳动手段的分离。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然而，劳动生产率和剥削率的提高最终会引发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博内费尔德认为，危机爆发后，资本家可能会寻找新的市场和生产领域，即通过征服和掠夺来获取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开启新的原始积累过程。因此，原始积累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关系的“秘史”,它凸显了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中所蕴含的生活的极度动荡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原始积累并非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持续发生的过程。

贝尼迪托·莫赖斯—奈托(Benedito Moraes-Neto)重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的劳动过程理论，并考察了其现实相关性。[9]莫赖斯—奈托指出，马克思在《大纲》中阐述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蕴含的矛盾：一方面机器不断排斥工人或活劳动，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技术和机器的不断革新吸纳着劳动力，并进行大规模生产。莫赖斯—奈托认为，20世纪出现的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并不完全符合《大纲》中的阐述，但微电子革命真正使得劳动过程的各环节都符合马克思的阐述。莫赖斯—奈托以流程工业和机械金属工业为例进行了说明。流程工业的以下几个方面完全符合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分析：其生产过程体现了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劳动过程日益客观化或科学化，大型自动化机械形成，生产过程具有连续性，生产过程排斥直接活劳动，等等。机械金属工业中的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则不然。20世纪出现的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并不符合《大纲》对机器的分析，前者并非表现为机器替代人、智力和科学技术占主导的过程，而是表现为大规模吸纳劳动力并降低劳动力技能的过程。莫赖斯—奈托认为，20世纪末微电子技术的引入才真正使劳动过程符合马克思的预见：智力和科学技术成为主导，知识重新将一切社会化，并成为主要的生产性力量。

斯蒂法诺·迪·布基亚尼科和路易吉·萨尔瓦蒂(Stefano Di Bucchianico & Luigi Salvati)分析了马克思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与金融化的关系。[1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中提到了五种“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化是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第六种原因。布基亚尼科和萨尔瓦蒂反驳了这种看法，并提出了三种替代性解释：第一，股份公司所发行的长期融资工具(如股票)的回报率接近于利率，这种利息而非利润并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第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低可能是因为所考察的铁路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类似于自然垄断，仍然被排除在利润率平均化之外；第三，资本有机构成是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有机构成较高，导致其平均利润率较低。此外，考虑到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持有股票所取得的报酬更类似于利息，这种报酬更多是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固定回报，从而被排除在利润率平均化之外。基于以上几点，布基亚尼科和萨尔瓦蒂认为，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第六种原因应当是自然垄断行业仍然被排除在利润率平均化之外。

威廉·杰弗瑞(William Jefferies)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测算利润率时通常使用新古典经济学对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忽视了成本与机会成本之间的重要区别，因此极大高估了固定资本存量。[11]杰弗瑞提出了新的利润率计算公式：π=(DF)/(FCA+I+PVC/T+UVC),其中分子为国内利润，分母各项分别为预付固定资本、存货、生产性可变资本/资本周转率、非生产性可变资本。杰弗瑞基于以上公式重新测算了美国1964～2017年的利润率，其结果如下图所示。杰弗瑞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利润率的上升趋势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结果，其更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东欧和中国转向了市场经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利润率进入二战后最强劲的增长时期。美国利润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下降，但仍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杰弗瑞认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高利润率能够解释美国资本为何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衰退。

图1 美国1964～2017年利润率

创意城市、世界城市、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等术语曾风靡一时，然后迅速便被人遗忘。孙郑元和朴俊(Jung Won Sonn & Joon Park)从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和建成环境的论述出发，分析了这些城市话语流行背后的深层原因。[12]孙郑元和朴俊分析了建成环境和其他固定资本形式的区别，认为这些区别使得在建成环境中循环的资本更加脆弱；为了防止危机，外部的非经济干预是必要的，围绕城市概念构建的话语就是这种干预的表现。与其他固定资本相比，建成环境的增殖周期较长，资金的投入和回收都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需要防止金融资本逃离。此外，与其他固定资本不同，物理性质并非建成环境生产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其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聚集经济。孙郑元和朴俊指出，建成环境的金融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过度积累问题，大量资本涌入建成环境部门导致其利润率下降。正常的利润率已不足以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资本家的唯一出路是寻求超额利润。这些流行的城市话语旨在凸显建成环境的优越性，为攫取超额利润创造条件，国家干预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话语的使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就业水平从根本上是由资本积累决定的。资本积累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就业水平：一方面，就业水平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另一方面，就业水平往往随着技术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前者是就业效应，后者是驱逐效应。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A. D. Garcia)使用两种互补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对100多个国家2014、2004、1994和1984年的数据进行横断面回归，以及对1967～2014年美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ARIMAX估计。[13]研究发现，就业水平倾向于随着固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这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相符。在另一篇论文中，加西亚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测算了哥伦比亚1965～2019年固定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对就业动态的影响，以验证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14]研究发现：第一，就业水平与固定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关联(吸引效应),就业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也存在长期关联(驱逐效应);第二，利润总量对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存在正向的双向效应(positive bidirectional effects),因此，资本的盈利能力对于固定资本存量扩张速度和技术变革速度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三，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水平在长期和中期呈反比关系，这表明哥伦比亚经济在所考察的时期存在马克思阐述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第四，与利润挤压模型相符，就业水平对利润总量存在负向的滞后效应；最后，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就业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积累过程决定并决定资本积累过程的内生变量。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

西里沙·奈杜(Sirisha C. Naidu)将生产和再生产视为一体，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南方国家的社会再生产循环理论(circuits of social reproduction)。[15]奈杜认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由相互关联的资本主义生产、非资本主义生产和生存生产构成，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工资不够维持生存的条件下，工人也能进行社会再生产。奈杜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循环以消费而非货币为中心：Ac→Pl→Lp→V→Ac。其含义是：生产过程(Pl)通过消费商品和服务(Ac)生产出劳动力(Lp),劳动力被售卖给资本家以获得工资(V),工资被用于购买一系列消费品(Ac)。这个循环过程只有当工资(V)完全满足再生产的需要，而且工人只在工作场所消耗必要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Ac)超过了工资可以购买的消费品(C),社会再生产循环就需要改写为：Ac→Pl→Lp→V→C,其中CAc。Ac=C+(Cd+Ch+Cnl),Cd为家庭生产所提供的消费品，包括生存生产和小商品生产；Ch为家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Cnl为从自然中获取的商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家庭为了实现再生产总共投入的劳动时间可以表示为：Lt=Lp+(Ld+Lh)。Lt是为了取得必要的消费品Ac总共投入的劳动时间；Lp为雇佣劳动的工作时间，Ld为家庭生产的劳动时间，Lh为家务劳动时间，即(Ld+Lh)为无偿劳动。如果L为社会可接受的工作日长度，可以将Lt改写为：Lt=L+α=Lp+Ld+Lh。奈杜指出，α

0意味着工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同的劳动过程实际上为资本的再生产提供了补贴，并产生了对劳动者家庭劳动的超级剥削。然而，如果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仍然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家庭的消费需要，劳动人民就会陷入贫困状态或出现社会再生产危机。

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A. D. Garcia)基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构建了一个无偿家务劳动的数学模型，并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数据进行了验证。[16]该模型的中心思想为：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和再生产所需消费品的货币价值，如果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则存在对工人的超级剥削；超级剥削意味着工人阶级家庭用工资购买的商品与其需要的商品之间存在差额，因此必须用无偿家务劳动来弥补，从而使无偿家务劳动与超级剥削存在比例关系。经验研究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超级剥削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存在超级剥削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工人阶级家庭分别比其他家庭平均每周多花费11.9小时和6.3小时的家务劳动；劳动力价值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雇佣工人的数量则对于无偿家务劳动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加西亚认为，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些学者将无偿家务劳动视为马克思所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然而，加西亚认为，无偿家务劳动并非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而是工人阶级对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反应。

阮德贤(Duc Hien Nguyen)基于再生产理论考察了异性恋本位(heteronormativity)、酷儿(queer)和新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17]阮德贤认为，异性恋本位塑造了规范性的性别主体，通过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影响资本主义再生产。异性恋本位通过维持性别分工，使女性的劳动力价值被低估或成为无酬劳动，进一步强化了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其再生产出规范性的异性恋家庭，在劳动力的社会化过程中灌输规范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其通过将非异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边缘化，强化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控制和剥削，并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阮德贤认为，当前产生了一种新自由主义酷儿主体，其表面具有多样化的性别和性取向，但其仍然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新自由主义酷儿主体的形成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资本家通过掌握这个群体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市场需求。阮德贤认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异性恋本位对酷儿群体的压迫，因此，真正的酷儿解放需要对生产和再生产结构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不断增加，使得护理危机日益加剧。宝拉·罗德里格斯—莫德罗诺(Paula Rodríguez-Modroňo)等以西班牙的护理部门为例，用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考察了数字劳动平台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18]西班牙的护理工作采取了私有化、女性化和隐形提供的方式，数字护理平台的兴起并不是解决护理危机的新方案，仅仅是私有化的继续。罗德里格斯—莫德罗诺等认为，私有化的数字平台作为家庭和工人的中介，推动了护理工作的市场化，也加剧了非正规就业和劳动不平等，特别是移民工人和女性工人缺乏基本的劳动权利。性别化和种族化一直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特征。护理工作的性别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护理工作被视为女性的传统角色，因而女性在这一领域具有较高参与度；其次，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过去与女性相关的就业形式，如灵活和非正式工作，变得更加普遍。种族化则体现在以拉美裔女性为主的移民女性占了较高的比例，她们往往因为缺乏社会支持等原因而从事这类低薪且不稳定的工作。此外，平台利用其中介地位提高了客户和工人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性，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且不用对其负责，进一步增加了护理工作的不稳定性。

四、金融资本与金融化研究

图兰·苏巴萨特和斯塔夫罗斯·马夫鲁迪斯(Turan Subasat & Stavros Mavroudeas)对金融化假说的核心观点和经验证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化假说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证据都存在缺陷。[19]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指出，金融化假说错误地认为金融体系能够自主创造财富，金融积累不仅独立于实际积累，而且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超过了生产资本。此外，金融化假说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金融导向的剥削机制，毫无根据地将资本主义金融等同于早已不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金融。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认为，金融化并非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或新类型，该类观点无法准确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金融并没有取得独立或主导地位，并没有独立于生产资本的利润来源。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对金融化假说的若干经验证据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实际上并不属于金融企业，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并未发生异常增长，经合组织成员国家金融部门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了51.2%,在服务业中的占比下降了65.9%,因而并没有证据表明金融化是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佩尔塞福尼·察利基和莱夫特里斯·特苏菲迪斯(Persefoni Tsaliki & Lefteris Tsoulfidis)认为金融化并非新现象，金融部门的扩张具有周期性，当前金融化阶段的显著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存在。[20]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具体考察了1896～1939年和1982年至今两个长周期的相似之处，认为这两个时期的金融扩张只存在数量差别，当前并非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具体来看，在前一个阶段中，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主要依赖于信贷，汽车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也日益加剧，金融部门在GDP中的占比提高，但利润率和利率在这一时期已经显示出下降趋势，最终引发了1929年经济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伴随着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动机和金融实践进一步强化，利率的持续下降和利润率的波动使资金更多地从实体经济投资转向金融资产，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最终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指出，这两次金融化都是利润率与利率下降的产物，利润率和利率下降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而非投资于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受益者则是那些能够以低成本参与投机和进行资产管理的富人。

卡洛琳娜·阿尔维斯(Carolina Alves)在马克思主义货币与金融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作为虚拟资本的政府债券对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重要性。[21]阿尔维斯认为，政府债券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连接起来，为私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和安全资产。作为虚拟资本，政府债券不只是为政府的赤字支出或财政刺激提供融资，更是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投资组合的多样化、实际投资和金融投资的收益率以及证券的定价直接相关。因此，政府债券在马克思的货币和信用制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阿尔维斯认为从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政府债券是政府的主动工具，而非只是公共赤字的被动结果，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债务既是无法避免的，也无法被清偿。其次，政府债券为纯粹的金融积累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渠道，金融部门通过政府债务攫取了全社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在金融化条件下，现代中央银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通常不被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马丁·索科尔(Martin Sokol)认为，近年来各国中央银行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操作使得将货币政策排除在外变得不再合理。[22]索科尔考察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等非常规干预政策，认为这些中央银行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资本的“创造者”或“生成者”。这些中央银行的干预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整个经济提供了相当大的“补贴”,因而很难将其排除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索科尔指出，如果我们将中央银行的非常规操作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将进一步扩大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范围，即国家不仅是资本的推动者、监督者和所有者，而且是资本的“创造者”。这种资本创造者的角色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

阿尔比娜·吉巴杜丽娜(Albina Gibadullina)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化后美国金融部门利润的来源及其盈利活动所发生的变化。[23]吉巴杜丽娜将“创造”金融利润的活动分为信用中介、市场中介和食利三类。信用中介指的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储蓄机构向企业或个人发放贷款，主要通过存贷利差盈利。市场中介指的是投资银行充当投资者和企业的中介并收取费用，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则收取资产管理费用。食利主义包括通过持有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证券获利，通过避税或逃税获利，以及通过监管套利和创设垄断租金获利。吉巴杜丽娜考察了美国国税局报告的美国金融部门的所有收入来源，提出了一种测算美国金融机构利润份额的新方法。研究发现，美国金融部门信贷中介活动的收入份额从1982年的70%下降到2017年的35%,而食利主义和市场中介活动的收入份额，分别从13%增加到34%和从16%增加到31%。信用中介的衰落和食利主义的兴起也反映在美国金融企业持有资产的构成上。综合债务证券、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份额，食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从1979年的31%增加到2019年的54%。吉巴杜丽娜指出，美国金融部门已经从资本的借贷者转变为资本的所有者，极大削减了向生产领域提供的生息资本数量。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金融部门提供的生息资本占所有可用资本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资产比重则翻了两番。

帕纳约蒂斯·伊利奥普洛斯和达里乌斯·沃奇克(Panagiotis Iliopoulos & Dariusz Wójcik)认为，现有的金融化研究文献缺少对部门之间关系的分析，过分夸大了金融部门规模膨胀。[24]他们以网络理论和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概念为分析工具，考察了次贷危机前后美国金融部门的变化，以及金融化过程如何改变了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将金融和会计、法律、商业咨询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中心性在次贷危机前和危机后都提高了。在金融部门内部，次贷危机后银行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有所下降，房地产部门的中心性在次贷危机期间暂时下降，危机后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增强。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金融和先进商业服务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也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之一。伊利奥普洛斯和沃奇克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化进程并未停止，危机后金融和先进商业服务部门的中心性，以及前向和后向联系都大大加强了。

里卡多·巴拉达斯(Ricardo Barradas)实证估计了金融化对欧盟1980～2019年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25]巴拉达斯认为，金融化通过四个渠道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表现疲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研发、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巴拉达斯以欧盟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以滞后一期的劳动生产率、经济表现、劳动收入份额、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化程度为自变量，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滞后一期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表现对欧盟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化程度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欧盟的经济表现更强劲，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甚至上升)的幅度更小，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甚至下降)的程度更小，金融化程度更低，那么其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中会增长更多。因此，巴拉达斯认为，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能够提振经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减少个人收入不平等和降低金融化程度的政策，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避免陷入新的金融化时代“长期停滞”。

五、数字资本主义研究

阿里·巴哈特和雷切尔·菲利普斯(Ali Bhagat & Rachel Phillips)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技术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科技公司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国家结盟，深度参与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规训性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寻找新的利润来源。[26]在过去十年中，私营科技公司深度参与了一系列国家活动，涵盖警务、移民管制、国家安全、医疗保健和福利管理。巴哈特和菲利普斯提出了技术福利(techfare)的概念，技术福利的核心是对美国技术生态系统中的社会不安全感进行管理。在缺乏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独特的制度形式来抑制社会不安全感，其核心目标是将相对过剩人口纳入基于市场的社会关系，并惩罚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行为。巴哈特和菲利普斯认为，技术福利提供了有效规训相对过剩人口的新技术：平台将这些人口吸收到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并在不需要他们时将其赶出劳动力市场；金融科技产品快捷地为无法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和失业者提供新的信贷来源；监禁技术则镇压劳工抵抗并惩罚社会边缘群体。技术福利通过为穷人和负债者提供便捷的规训性金融产品，成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安全感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增强了国家跟踪和监督社会边缘群体的能力。

艾德利·科隆比尼(Iderley Colombini)分析了数字平台如何以新的方式吸纳和构建产业后备军，认为数字工作平台是劳动在形式和实质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27]科隆比尼认为，通过形式吸纳，数字工作平台使劳动力丧失了过去对一些生产活动所拥有的自主权，这些活动现在被拥有数字平台的大公司纳入了一个完全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过程，劳动力与其他商品或生产资料一样被纳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之中。除了形式吸纳，数字平台还通过使用一系列技术，特别是算法系统，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和劳动强度，其唯一目的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使劳动真正从属于资本的实质吸纳过程。科隆比尼认为，数字平台不再严格区分在职工人和后备军，而是将这两类人群合并在一起，因为工人在每次劳动结束后都不得不再次寻找工作。因此，数字平台内化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即使是最活跃的数字平台工人，也时刻面临着成为后备军的压力。

塞西莉亚·丽卡普(Cecilia Rikap)研究了数字经济时代大型科技公司垄断权力的新性质、垄断力量产生的因素及其对其他公司的控制机制。[28]丽卡普认为，知识垄断在当代得到了系统性的加强和扩大，其关键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共生关系。知识垄断企业所掌握的庞大且多样化的数据能够产生规模经济，这些数据由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它们在处理大量的数据时会自行学习和改进，从而进一步加速创新。科技巨头享有获取关键知识和信息的特权，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公司和组织则被剥夺了这项权力。丽卡普认为，知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知识日益被垄断企业所占有，今天的垄断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划者，史无前例的数字智能将知识垄断企业的规划能力扩展到了过去任何国家或公司都无法想象的程度。知识垄断者是积极主动的食利者，它们需要继续投资于研发，通过内部生产或从他人那里获得无形资产，以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它们还需要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收集、运输和存储数字无形资产。

李钟瑾和齐昊(Zhongjin Li & Hao Qi)分析了数字劳动平台利润率低的原因。[29]李钟瑾和齐昊首先指出了全球十大劳动平台盈利能力的特征事实，并对其成本结构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发现平台劳动成本(如快递员和司机的收入)和市场推广费用占其收入的大部分，这限制了平台的利润空间。李钟瑾和齐昊认为，数字劳动平台的生产模式和竞争模式一方面为其从生产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设置了上限；另一方面为其造成了沉重的财务负担，这可以解释其利润之谜。从平台的生产模式看，虽然平台经济具有一定的技术效率，但平台的技术主要与市场匹配和劳动纪律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改变工人进行劳动和完成任务的方式，因而为其盈利潜力设置了上限。从平台的竞争模式看，平台经济的进入壁垒很容易被打破，平台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不得不进行价格战和发放补贴。金融资本将平台公司的估值最大化放在首位，强迫平台公司进行扩张和实施垄断。平台公司通过价格战和补贴进行扩张产生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从而严重损害了其盈利能力。

阿切尔·比森克(Archer Buissink)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机器概念，对数字平台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一个机器体系的数字平台的核心是传动机构或算法，算法使技术公司能够对零工的劳动过程进行监控。[30]马克思认为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三部分组成。随着机器体系的发展，传动机构的协调作用对生产越来越重要，比森克正是从机器传动机构的视角来理解平台机器体系的。首先，平台劳动需要协调交易平台、工人和最终用户三方的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链接不仅是为了将各方连接在一起，而且还确保科技公司能够从这种互动中获益。其次，平台机器体系还使用算法组织大规模的劳动过程，运用平台技术能更加方便地规范工人行为，提供算法的“全景监控”,以及通过客户满意度等数据鼓励或限制工人工作，并且由于工人缺乏正式的就业保护，平台对数据的使用并不受限制。最后，平台机器体系使得相对过剩人口迅速扩大，平台工人无法持续性地为平台工作，因而成为流动过剩人口的一部分。

六、新封建主义与食利者资本主义

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封建主义的复兴，这些学者提出了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数字封建主义(digital feudalism)和信息封建主义(information feudalism)等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强调生产转向强调收入榨取，资本家已经沦为类似于封建地主的食利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技术封建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莫罗佐夫认为资本主义一直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利用其所能调动的任何资源；封建言论的流行显示了左翼学者学术研究的薄弱。[31]莫罗佐夫提出，我们首先要厘清封建主义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经济制度，其特征就是存在一个寄生性的统治阶级；如果我们把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特征就是将以前属于国家的权力私有化和分散化。技术封建主义论者认为，信息和数据网络本身的性质将数字经济导向了租金和剥夺的封建逻辑，而不是利润和剥削的资本主义逻辑。莫罗佐夫指出，剥夺和掠夺一直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构成因素，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所以能够只使用经济手段榨取价值，是由于在非资本主义外围广泛使用超经济的手段榨取价值。莫罗佐夫认为，技术封建主义论并非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步的产物，而是由于其显然无法理解数字经济，不能理解数字经济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同时，技术封建主义论假设国家是弱小的，认为国家的主权被许多技术领主瓜分了，其实大大低估了国家的作用。

莫罗佐夫的研究引发了许多学者的争论。《环境与规划A:经济与空间》杂志在2023年第6期刊发了一组关于食利主义的论文。[32]基恩·伯奇和卡勒姆·沃德(Kean Birch & Callum Ward)在引言中给出了食利和经济租金的定义，并梳理了关于食利主义的不同概念方法。伯奇和沃德认为，食利指的是通过对资产和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榨取租金，而非通过生产与销售新的产品与服务获利。经济租金是通过对特定资产或资源的所有权与控制，从社会—自然世界榨取的价值。伯奇和沃德指出，将当代资本主义概括为食利主义已经成为普遍做法。然而，在金融时报和世界经济论坛那里，租金概念不是用来说明塑造资本主义积累动态的基本关系，而是一个道德寓言。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关注食利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并未忽略食利主义所嵌入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过程和权力动态。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从过去更加强调生产性活动和企业家精神，转变为强调非生产性和食利性的活动。埃伦娜·巴廖尼(Elena Baglioni)等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资本主义之分，或一个好的企业家精神与坏的食利者之分，存在的只有剥削性的资本主义，无论其被贴上好的标签还是坏的标签。[33]巴廖尼等认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需要关注劳动分工的情况，特别是标准化过程和无形资产的兴起。巴廖尼等首先将租金视为一种阶级关系，作为一种阶级关系，租金体现了资本对生产领域和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捕获和控制。巴廖尼等将作为阶级关系的租金与资本循环过程结合起来，认为将租金纳入资本循环就可以揭示租金的本质，即租金将价值从劳动者那里再分配给相互竞争的资本家。这种观点将租金与价值榨取的根源——对劳动的剥削与控制——重新联系在一起，与那些认为租金来自创新产生的价值流或来自稀缺性的观点不同。巴廖尼等认为，劳动分工中的标准化使得人、地点和物之间可以互相交换，无形资产则将它们区分开来。无形资产的持有者掌握了稀缺资源，从而可以对广泛的劳动分工施加直接或间接控制。标准化的驱动力不只是控制劳动，也是因为主导企业企图控制生产过程，社会分工中的等级体系使一些企业能够攫取资本循环中的其他环节所生产的价值。

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Brett Christophers)分析了当代英国占主导的食利主义形式，认为英国经济并未金融化，或者说英国经济不只是发生了金融化，而是已经食利化。[34]克里斯托弗斯认为，英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泛地转向食利性活动，这些活动涉及控制稀缺资产并从中榨取收入(即租金),其中金融部门是最主要的食利性部门。克里斯托弗斯将租金定义为通过所有、占有或控制稀缺资产，以及在竞争受限或不存在竞争的条件下所榨取的收入。克里斯托弗斯识别了八种主要的资产类型，并总结了围绕每种资产所形成的特定食利者经济形式。这八种资产类型为金融资产、土地、自然资源储量、知识产权、无线电频谱、数字平台、自然垄断和服务合约。这些资产的租金收入流来自利息、股息、资本收益、地租、产品出售、知识产权许可、服务费和广告费等。克里斯托弗斯认为，英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食利化更多是19世纪末的食利者的回归，新自由主义在过去40多年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与资产所有权和财产权相关的政策，为维持稀缺性的商业资产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为这些资产的所有者从中安全地榨取租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七、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冲突

1.生态危机与“去增长”理论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太阳能地球工程(solar geoengineering, SG)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其主张通过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来减缓气候变化。凯文·瑟普赖斯和让·菲利普·萨平斯基(Kevin Surprise & Jean Philippe Sapinski)分析了SG研究的资金来源，发现SG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并非是化石资本，而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以及众多亿万富翁慈善家。[35]瑟普赖斯和萨平斯基认为这些资助者构成了“气候资本”,SG被视为一种渐进式、市场驱动的脱碳策略，已成为化石资本和气候资本之间达成阶级妥协的工具。瑟普赖斯和萨平斯基认为，有三个因素推动围绕SG的政治经济联盟从化石资本转变为气候资本：第一，资本集团中的化石资本开始衰落，技术美元联盟(technodollar coalition)开始崛起；第二，SG方法从远期的应对措施转变为“争取时间”的短期机制，从而可以与气候资本的长期构想互补；第三，硅谷、金融资本和SG研究项目具有相同的生态现代主义和慈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美国政府高层已经开始讨论SG,这是因为SG完美契合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与技术官僚中心主义。

经合组织对包括林业在内的生物经济在缓和气候危机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希望用生物基材料取代化石能源材料。然而，北欧的林业企业不仅没有抓住机会扩张，反而进一步缩减规模、削减研发费用。维克托·斯克曼(Viktor Skyrman)基于调节主义方法和时空修复概念，分析了金融化机制如何既暂时缓解又进一步加剧了北欧林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危机及其对劳动者、供应商和企业研发的影响。[36]斯克曼指出，北欧林业企业在过去40年中经历了全球化和金融化，新自由主义调节模式既加剧了北欧林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危机，也通过不同方式暂时缓解了危机。斯克曼总结了主导企业应对利润率下降的六种方式：空间修复(跨州产业整合)、技术修复(开发新的林业产品)、定价修复(操纵和稳定价格)、组织修复(将资本和劳动成本外部化)、国家研发替代修复(增加国家研发投入)、社会生态修复或林业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从森林价值的上升中获益)。斯克曼认为，森林的金融化发挥了社会生态修复的作用，森林账面价值的增加改善了林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拉升了企业股价，并提高了其信用评级。然而，面对生态承载力减弱和供应商关系紧张的局面，林业在将来能否应对利润率下降危机仍然是高度不确定的。斯克曼认为，跟其他修复手段一样，森林资产账面价值的增加只是暂时缓解而非彻底解决了利润率下降危机，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恶化会严重削弱林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在林业金融化的背景下，森林资产的贬值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过去几十年兴起了一场“去增长”(degrowth)运动。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去增长运动的许多观点，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倡议。迈克尔·勒维(Michael Löwy)认为，虽然去增长运动本身并没有定义什么样的社会将取代当前的制度，其只关注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但生态社会主义者仍然可以接受去增长运动的理论主张，即支持能够减少大量能源消耗的去增长策略，并基于民主计划、自我管理、使用价值的生产、基本公共服务免费提供以及人的自由发展，构建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统治、父权制以及各种社会排斥的社会主义社会。[37]勒维指出，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并没有提供一个可量化的去增长概念，即生产和消费需要减少多少数量，但它提出了质的要求。比如，化石能源、杀虫剂、核潜艇和广告的生产不仅要减少，而且要停止；私人汽车、肉类和飞机的生产要大幅度减少；有机食品、公共交通和碳中和房屋的生产则要进一步增加。勒维认为，北方工业化国家应该在去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因为这些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累积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这些地区的消费水平，尤其是特权阶层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可持续和浪费性的。勒维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既是未来的计划，也是当前的斗争策略，不存在等待条件“成熟”的问题，而且应该将社会斗争和生态斗争结合起来。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借鉴19世纪社会主义的计划概念，结合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了“有计划去增长的生态社会主义”概念。[38]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无计划性使得生态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主义则将通过集体计划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平衡。福斯特指出，计划必须是全过程民主的，这意味着需要人民参与，特别是在决定资源分配和投资计划时。福斯特认为，发达国家当前必须采取去增长策略，转向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模式，这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专注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实现更低的能源消耗水平，实现全球人均消费的平等化，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福斯特认为，实现这种转型需要彻底变革生产、消费和分配关系，摆脱垄断资本、剥削、浪费和无休止的积累动机，重新分配社会剩余和减少军事开支，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以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共同体需要和个体发展需要为目的的社会。

肯特·克里加德(Kent Klitgaard)认为，缺乏计划的去增长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特别是对于穷人和劳动人民来说。生态危机的加剧要求我们通过有计划的去增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39]克里加德认为，化石燃料的使用和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增强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和劳动生产率的控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对剩余的吸收通常以消费、投资和浪费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有计划的去增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困难重重。克里加德指出，我们在将来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不寄希望于靠技术拯救我们，也不要相信单靠一系列微小的改革就能转向与自然界限相适应的经济模式；不能简单地等待社会主义为去增长创造合适的物质条件。用有意义的工作取代去技能化的工作和炫耀性消费，停止对化石能源的开采和生产补贴，形成团结合作的共同体。限制资本积累，让金融资本家为其国际套利行为付出代价，将投资从对地球有害的项目转向有益的项目。消灭帝国主义，关闭武器制造企业和为帝国主义提供资金的银行。

2.经济停滞与国内外冲突加剧

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Fred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使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加剧了美国经济过度积累和停滞的矛盾。[40]新自由主义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了新的协同关系，过去由福利国家承担的社会再生产任务越来越从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央银行等国家部门都处于金融资本的支配之下。马格多夫和福斯特指出，金融化已经深深嵌入到美国经济之中，金融资本开始操纵不依赖固定收入的人口的个人资金流动，这是通过比过去更加系统和更加贪婪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的，例如抢劫私人和公共养老金以及健康保险，向穷人收取更高的利息，以及抬高药品成本，等等。新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要求从更多的人口身上榨取更大的收入流，这一点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普通民众的收入、养老金、健康保险、公共教育支出、福利津贴等都受到了影响。马格多夫和福斯特指出，这是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反应，其无疑有助于增加资本的权力、收入和财富，但对劳动者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普拉哈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世界经济出现了“去分割化”,其导致的生产过剩使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倾向。[4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其特点是南方的实际工资维持在生存工资的水平，北方的实际工资则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新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打破了这种分割。世界经济的去分割化使发达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受到全球南方大量劳动力后备军的负面影响。同时，南方国家的劳动力后备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这是因为，南方国家为了保持竞争力，不得不引进先进技术，使得就业增长率远低于之前的时期。帕特奈克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的人均实际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了两个基本趋势——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全球生产过剩，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看不到希望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背景之下，法西斯主义倾向在全球各地出现。帕特奈克指出，这种新法西斯主义是为新自由主义秩序服务的，南方国家只有彻底摒弃新自由主义才有出路。

阿伦·弗里曼(Alan Freeman)分析了北方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弗里曼用多种方法测算了北方国家的GDP及其增速，并使用多种方法对各国数据进行加总。[42]弗里曼研究发现，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呈下降趋势，其年均增长率在1970年之前从未低于4%,1974年后则从未高于3.5%,而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达到刚超过1%的历史最低值。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下降趋势。弗里曼指出，北方国家的衰落并非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或金融化等积累体制问题造成的，也不是疫情、乌克兰战争和中国的崛起造成的。实际上，当前的危机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战后黄金年代之初。

尼克·约翰逊(Nic Johnson)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停滞，左派当前主要关注利润率下降趋势，忽视了利息率的下降趋势。[43]约翰逊认为，资本主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最终产生了利息率下降趋势。这些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储蓄倾向高于投资倾向、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已接近极限、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减少、不平等加剧，等等。利息率的下降导致流动资本越来越充裕，约翰逊认为未来可能出现三种景象：第一，高效电池、量子计算机、碳捕获、太空旅行等通用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刺激生产性投资，并使资本再次具有稀缺价值，但这只会延迟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第二，可能产生新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这会带来更大的灾难；第三，将过剩资本导向绿色能源、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和儿童抚育等公共投资领域。约翰逊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调控经济的基本工具，利率已经触及到了其零下限，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同时，在流动资本极大充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计划，这再次凸显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杰森·西克尔和迪伦·沙利文(Jason Hickel & Dylan Sullivan)认为，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资本主义推动了消除极端贫困的进程；相反，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人类福利的显著下降有关。[44]西克尔和沙利文指出，极端贫困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剥夺、圈地运动和剥削的结果。极端贫困不应该存在于任何公正和人道的社会，必须加以消除，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帝国主义国家似乎在积极阻止这一目标的实现。历史经验数据表明，公共计划和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西克尔和沙利文指出，这需要南方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与国际资本结盟的政治派别所控制的政府，减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货币和进口依赖，同时建立强大的“南南”联盟。西克尔和沙利文认为，从全球生态危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政策的优势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最大化组织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过度使用能源和物质资源，但仍无法满足人类的许多基本需求。

本杰明·塞尔文(Benjamin Selwyn)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引发了第一次“全球供应链危机”,疫情后各国都倡导增强供应链弹性，但其目的在于为劳动力剥削、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日益增强的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竞争提供正当理由。[45]塞尔文认为，在劳动力剥削和资本集中方面，供应链布局的本质是加强主导企业对供应商企业的监督，这一过程从属于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对信息的控制日益成为供应链管理和剩余价值榨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大公司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大公司不仅通过降低工资和强制工人劳动来增强供应链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剥削程度和企业盈利能力，例如通过算法等技术持续追踪工人的绩效，对任务进行自动决策，以及对客户反馈进行评估。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增强供应链弹性的政策，试图通过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手段压制中国的崛起：一方面维持现有的剩余价值转移模式；另一方面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政府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强调供应链的多样化，特别是避免对中国产生过度的依赖，同时借此加强与盟友之间的联系。

大卫·科茨(David M. Kotz)用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2022年3月爆发的乌克兰战争，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46]科茨指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存在寡头资产阶级的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崛起；二是美国政府采取的后冷战战略，其旨在维护和扩大美国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美国官方发言人和主流媒体经常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科茨认为，乌克兰本身并非民主国家，而且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只适用于国家内部，不适用于国家之间。乌克兰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双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八、结 语

整体来看，2023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有些学者的观点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例如，科利亚诺从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出发，将“剥削率平均化”归结为马克思的一般性观点，但马克思在一些数值例子中假定剩余价值率相同，主要是为了简化分析。同时，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不必假定存在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因为资本家的获利程度“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价值率。”[47]马格多夫和福斯特关于对工人的掠夺和剥削之间关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实践的新变化，但将低薪工作解读为对工人的掠夺可能混淆了掠夺和剥削的区别，因为低薪工人也是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只是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剥削。虽然对于原始积累当代持续性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博内费尔德将经济危机以暴力手段暂时性恢复平衡的过程解读为原始积累的持续进行，可能存在将原始积累概念过度泛化的问题。在金融化研究方面，苏巴萨特和马夫鲁迪斯对金融化假说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进行了批判，察利基和特苏菲迪斯则认为当前的金融化与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化只存在数量差别。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都过于强调金融化过程中某些量的变化，忽视了过去40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如金融部门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进行了彻底重构，金融资本与实际资本的关系发生了转变，非金融企业本身也出现了金融化，等等。比森克从机器传动机构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平台，对于马克思机器论和平台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机器传动机构的作用是将发动机的动力传送给工具机，数字平台传输的内容则是数据，二者虽然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实质区别。在新封建主义与食利者资本主义研究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确实出现了封建主义剥削方式的复兴，但也要看到雇佣劳动制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特征。最后，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冲突，我们要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绝不是单方面的危机，而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系统性危机，因此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单个方面的修补方案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以上仅以一些学者的分析为例进行了说明，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然而其是否合理需要读者进一步分析判断。

2023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延续了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研究倾向，即从疫情前侧重理论研究转向更加注重现实问题研究，同时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我们在去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持续关注的主题——金融化和数字经济或数字资本主义。这两个主题仍然是2023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48]我们认为，在这两个研究主题和其他主题背后，近年来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条主线——资本积累和劳动剥削：第一条主线是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所遇到的各种障碍，正是这些障碍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停滞趋势；第二条主线是研究资本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新举措，即资本一方面加重对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剥削方式和扩展剥削领域。资本积累所遇到的障碍及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举措最终导致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矛盾日益加深、国际冲突不断加剧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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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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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盼 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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